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江苏布政使司先后在盘门内梅家桥和胥门外枣市桥购进了两块地皮，建立起两个铸币厂。从光绪三十年开始，两厂使用铸币机生产大清铜币，并收兑曾经的江南第一大钱局宝苏局铸造的制钱。机制币纹样清晰，质量稳定，哪怕之于宝苏局制钱这样素以造币精美，铜料优质闻名全国的传统钱亦形成了降维打击，从此母钱翻砂的造币工艺退出了苏州的钱币史。

  然而，苏州机制币的历史也仅仅维持了两年，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两厂相继停工，宝苏局及其位于淮安清江浦的分局也被裁撤，旗下造币厂拥有的大号印花机八架、舂饼机四架、翦机二架、压模机二架及全部备件全部起运天津户部造币总厂。清廷依据《整顿圜法章程十条》，通过这种新式的无孔铜元，完成了对铸币权的集中。

  考察机制币的历史，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1797年，瓦特的合伙人博尔顿（Mathew Boulton）将蒸汽机与钢制钱模结合，以远低于铸币面值的成本，生产出了一批优质而均一的铜币。博尔顿便士比英国市场上流通的一切私铸便士都更加精美，铸造成本却比一切私铸便士都更加低廉，1816年《铸币法案》通过后，英国私铸小额铜币这个行当被彻底埋葬。

  而1816年，也是嘉庆二十一年，这一年，印尼博拉火山的爆发导致北半球气候异常，被称为无夏之年。是年六月，京师铸钱工匠大罢工；是年七月，因礼制问题，皇帝勒令英国使团回国；八月，清帝国最主要的铜产地云南爆发了大饥荒。紫禁城日中已过，倒向东方的阴影正被缓缓拉长，回首望去，在嘉庆之前的乾隆朝，中国在其古代史上最后一次成功地疏通了钱法，稳定了货币流通秩序。那是中国古代金融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也是宝苏局的高光时刻。

  宝苏局旧址，位于今桃花坞南部，这片土地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城内的大粮仓永丰仓所在，明末曾短暂地成为造币厂，又转而作火药局，自始至终，都是一块与社稷兴亡紧密关联的土地。康熙六年开始，宝苏局开炉，慢慢成长为江南第一大钱局，十六座铸钱炉上牵清代洋铜采办与苏、皖、赣三省铜政，下连江南、江淮各处军饷及市面稳定，是除浒墅关外苏州城又一处在经济领域牵动着清帝神经的所在。

  乾隆朝初年，钱荒爆发，江南市价，一两银仅能兑换700钱。乾隆朝的这次钱荒，有和前代相似的因素：江南士绅的复兴和毁钱私铸行为的死灰复燃。特别是明郑政权灭亡后，清朝开放海禁带来的海外贸易使得拉美白银再度流入，分享着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红利，士绅手中再度握有大笔白银资本。同时，受到日本幕府铜出口管制的影响，铜料紧缺，私铸套利的空间再度扩大。

  “Galleon”西班牙大帆船 16-19世纪初 这类船只是执行美洲白银贸易的主要工具

  此外，清廷对江南士绅的打压政策在三藩之乱后就已经转向，虽然没有公开，但已经允许涉江南三大案的士绅通过纳银等手段恢复功名，之后雍正朝的“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也因为士绅集团的反抗在乾隆初年被废除，乾隆七年甚至又出现了士绅抬神罢市，要求将依律只发放给受灾农民的赈灾粮发放给市民和富户的情况。

  但乾隆朝的这次钱荒的诱因中也有前代从未出现的因素：首先是人炸之后小额高频交易的需求较之前代呈指数级增长，货币供应确实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尤其在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大规模地脱离自给自足，普通百姓消费的粮食、布匹、竹器、工具、烧酒等等类目也改由钱货交易获取，制钱缺口尤其大。即所谓：“我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抚御七十余年，海宇升平，户口之殷繁，十数倍于当时，而鼓铸源源不绝者，惟宝泉、宝源二局”。

  同时，也正因为人炸和江南等地手工业取代农业的趋势，清代为防止大饥荒，产生了大规模的粮食跨省调拨，而调拨的核心系统就是常平仓系统。这个系统在乾隆初年的储备量达到四千万石，每年贸易量超千万石，江西巡抚陈弘谋便指出了东南的粮食调拨对钱荒的助推：“米之籴也，必以钱。而今钱之昂所在皆是。以甚贵之钱，籴甚贵之米，物力安得而不屈”。

  其次，清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外币冲击问题，尤其是日本的宽永通宝随着对日生丝贸易被大规模带回江浙。“商船由日本长崎带回者，彼处每千文值低色银七、八钱，带至内地每千文可换制钱九百文，而钱铺仍作千文换出，各有厚利。”这不但意味着清廷控制铜源的政策实际上被绕过，更重要的是宽永钱不同于私钱劣钱，不但它的材料是优于大多数制钱的日本铜，而且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打掉的窝点。宽永钱自1626年开铸，直至德川幕府覆亡才停铸，是日本历史上铸造量最大的铜币，于是流入国内的宽永钱几乎能视为一种不在官方控制内，却会不断产生的新币种，其国内保有量、流通量完全没有办法知晓。所以在对宽永钱进行管制之前，也就完全没有办法评估管制行动会对本就钱荒的国内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以上的多种原因合力之下，想要在乾隆朝成功地疏通钱法，与前代相比也就多了许多困难：首先是无法从根源上打击毁钱私铸，与清初不同，此时的江南已经是清帝国绝对的大后方，是帝国能够西向用兵的基础，再没有办法进行“三大案”一般的铁腕整饬；其次是无法拖延回避，人口暴增造成的制钱缺口是真实存在的，若无法迅速解决而推倒了私钱流行这块骨牌，则之后的白银重回日常流通，士绅集团沉淀白银而导致国困民穷的大明剧本几乎必定再度上演，不但再无重建银钱二元本位的流通秩序的可能，耗费巨大的“十全武功”也就只能是镜花水月；其三是宽永钱的存在，使得就物料品质而言，清朝制钱不再是绝对意义上的良币，而是一种品质居于私钱与宽永钱之间的中等钱，清廷面对的不再是简单的良币与劣币之争，而是法币与非法币之争，政策腾挪的空间被压缩在了一个非常狭小的区间内。就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以苏州宝苏局为主战场的乾隆朝钱法疏通之役打响。

  面对迫在眉睫的钱荒，清廷的思路是从制钱流通和供应两个方向着手。在解决制钱的流通的问题上，乾隆初年两个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搭放兵饷与常平仓易银。清朝的军饷，本是以政府手中的白银进行发放，但在乾隆钱荒之际，则选择了以一比一千的官价折成制钱发放。这样做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由于清朝实行世兵制，无论是八旗还是系统的官兵和军属对收入均有稳定的预期，且乾隆初年，清军军饷较之物价而言仍然比较丰厚，于是作为军饷发放的制钱迅速进入流通环节的概率极高。且钱荒时期钱的市价较之官价要昂贵，清廷以官价关饷，其差价部分实际上成为了对官兵的补贴，更进一步助推了其消费意愿。

  而常平仓易银，则指的是在户部系统的协调下，常平仓的备荒粮在各省之间使用白银结算，同时在荒年向民间平价售出粮食得到的铜钱也即刻在当地兑换为白银，避免常平仓系统的采买过程扩大铜钱需求，售出过程沉淀当地铜钱，最终扩大当地铜。

  在解决制钱的供应问题上，第一步是解决铜的供应。乾隆元年，以收兑的125万斤铜器为原料，宝苏局紧急开炉铸钱，但这批铜料只维持了一年需求。于是清廷以贸易特许权和预付货款为补偿，从洋商处以17.5两的价格，将苏州市价每百斤22两（合库平银19.8两）的洋铜购入，供应宝苏局铸钱。同时大力开采云南滇铜，将其年产量提升至年七百万斤，亦以市价的50%-70%调拨进入全国其他钱局。此外，宝苏局还应用技术方法，试图堵住民间熔毁制钱套取铜料的口子。

  乾隆三年，两江总督那苏图将宝苏局铜匠开发出的一种新铸钱方案上报，即以“红铜七十、铅二五、锡五”的比例，铸造一种称为“青钱”的制钱，可以有很大效果预防民间私燬制钱以获取铜质。因为青钱销毁之后的金属料脆硬，难以打造铜器；而要将其中的铜单独提取出来，则需要用一种名叫分金炉的工具，这种工具人工和燃料成本极高，而且容易被官府发现。这种方案后来被改进为洋铜、白铅（锌）、黑铅（铅）和点铜（锡）的合金方案，于乾隆五年三月十八日，谕令京局及各省铸局，一体改铸青钱，直至乾隆五十九年青钱技术被民间破解。

  一开一堵，从乾隆五年开始，清廷供应制钱能力的转折点到来，宝苏局当年开炉铸造11.2万贯制钱。自此之后，宝苏局铜料以“官商领帑分交之洋铜”为主，“偶有不敷，采滇铜添补”，铜料供应趋于稳定。以乾隆五年宝苏局复铸为开端，清廷的制钱投放量迅速增加，至乾隆二十五年达到最高峰，全国投放308万贯，较乾隆五年翻倍。铸钱配方的多次迭代、制钱的大量投放以及不时出现的特种钱，也使得乾隆通宝成为了清代制钱中色泽、触感、质量变化最为丰富的种类。

  其次，是在钱荒时期对私钱和洋钱流通的平衡。对于洋钱，清廷在乾隆十四年发现宽永通宝在江浙大肆流通时非常紧张，因其品质成色不同于一般的私铸钱，且有统一年号，一度使清廷怀疑江浙地区产生了组织度极高的反清团体。幸而江苏巡抚衙门中有熟悉日本情形的幕僚，识别出了宽永钱的来源，乾隆帝在评估宽永钱“核实工本，改铸无利可图”后，便放任其在当时极度缺钱的江浙流通，填补制钱供应缺口。但亦严令；“内地鼓铸充裕，市价平减，自应严行查禁，以崇国体。”果然，三年后，当发现宽永钱流入两淮盐场，利弊天平骤然失衡后，乾隆立刻要求海关查扣宽永钱，并要求东南各省钱局收兑熔铸省内流通的宽永钱。

  对于对抗私钱，自钱荒开始，便不断有官员提出降钱重量的明末方案，提出的理由也与明末的前辈们如出一辙：让熔毁制钱铸造私钱无利可图。乾隆十年，在军机处、户部与地方数度拉锯之后，决定在铜缺口较大的湖北宝武局试点八分小钱的铸造，其结果果然如明末一般，私铸更加猖獗，于是乾隆十二年立刻废除了湖北小钱。此后哪怕在宝苏局压力最大，“民间行用其宝苏局制钱不过十之二、三”的乾隆二十六年，当江苏布政使申请铸造一钱轻钱之际，清廷宁可对宝苏局投入更多资源，与士绅集团拼消耗，亦严令不准更改制钱成色。

  有制钱成色稳定且供应逐步扩大的预期在，江浙私钱亦无法将品质降低到八九分以下，清廷以财力换时间，终于熬到了乾隆三十四年钱价回落的时刻。至此，在乾隆朝的江浙地区横行了三十余年的私铸轻钱的末日到来。六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接到上谕，要求严加收买查禁私钱，并以苏州为行动覆盖的重点。到七月初五日，苏州府附郭三县即收缴小钱废铜3825斤。同时苏州、江宁两地的钱铺、布庄、米行、杂货店亦遭到突击检查，经过这次查禁，苏州市面上的私钱比例从最高峰时的70%左右被压缩到了2%以下。

  乾隆三十四年之后，清廷终于平稳渡过了这场延宕三十余年的大钱荒，但这场钱荒当中积攒的实战经验，却为清王朝开拓出了一整套疏通钱法的机制。清廷和地方之间建立起了钱价反馈制度，并以此作为通过政府采购、公共工程、兵饷支出以及开炉铸造等手段调节货币投放节奏的依据。其中江苏作为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种调节尤其频繁。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苏州银贵钱贱，银一两兑制钱1100文，于是乾隆五十七年，宝苏局停铸一年，江苏兵饷改发银两；乾隆五十八年，钱价快速上升，宝苏局随即开炉。此外，当皇帝南巡，大量手持白银的扈从人员进入江南兑换制钱消费的情况产生之前，宝苏局都会进行临时加铸，避免钱价波动。

  就是在这样相对高效的信息上报与政策反馈过程中，乾嘉时期，清王朝的钱银比价基本维持在官价上下小幅波动，再未出现大的钱荒或者银荒。然而，在看似牢靠的铸币秩序下，溃堤之蚁已然浮现了在了宝苏局内部。嘉庆年间，宝苏局的官员与炉工相勾结，借官铸之名夹带私铸了劣钱，民间称其为“局私”，《清史稿》记载，御史王家相曾奏：“江南以官铜偷铸小钱，每千不及四斤，民间号为局私，流通浸广，以至银价日贵。”

  雍正七年，清朝禁烟，中国从晚明兴起的那一次吸食风潮被压制。但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印度的专卖权，开始有组织地对华输入。战争之前，入华从嘉庆年间的六百箱左右暴增至两万余箱，每年造成的白银外流增长至三千万两，已达到清朝岁入的七成左右。

  具体到地方，苏州这样的商业都会自然首当其冲，据包世臣的笔记，嘉庆二十五年，苏州城就已然浮现了十万吸食者，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白银三百万两以上。而原本当运河要冲，行会与会馆聚集的南壕，也因之堕落为烟馆与妓院密布的销金窟，烟枪烟具制造在苏州府也俨然成为朝阳产业。道光三年，林则徐就任江苏按察使，对南壕进行打击，并在铁岭关硝烟。这次禁毒行动，既是十三年后虎门销烟的预演，也是道光禁烟运动之始。

  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有足够的能力和运气完成这样体量的功业。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第二次战争的相继爆发，导致清王朝国库存银迅速减少，对地方的控制力迅速下滑。道光十九年，“除盐务悬引未完及帑利等款准其分别展缓外，其余拖欠有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两之多”，清王朝的治下居然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欠税，这是一个能气死顺治到嘉庆历代帝王的数字。而据《清文宗实录》，咸丰三年六月，“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二万七千余两”。至此，清王朝二百年的银钱二元本位崩溃，裁银的剪刀与称银的天平重新再回到各处铺面，碎银和外来的鹰洋在中国境内大肆流通起来。在这样的末世之中，苏州在同治光绪年间最后一次对私钱进行了大规模打击。

  这一次禁毁私钱，困难极大：首先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苏州的金融中心地位已经丧失，不可能指望中央政府再调拨大笔白银支援苏州的金融战，甚至恰恰相反，宝苏局的制钱还要不时被抽调往天津，以稳定京畿的制钱流通；其次是太平天国战争彼时结束不到十年，清王朝根本没能重建货币流通秩序，市面上除太平天国、小刀会等政权发行的制钱亦在流通外，还充斥着砂壳、风皮、鱼眼、鹅眼、水上飘、榆荚、剪边等数十种私钱，已经占据流通额的半数以上；其三是太平天国期间发行了大量的高面额制钱，导致铸造私钱的获利远超前代，如私铸的咸丰当千大钱，净利润可达八倍，因而私铸团伙的规模也就可以相应缩小，从源头查抄极度困难。

  于是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三年这六年间，苏州的禁私有禁而无补。虽然宝苏局和附郭三县成功地逼迫私钱退出了市面流通，但半数以上通货骤然消失，导致苏州城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虽然江苏布政使谭钧培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全城食品相应减价三分之一，但效果寥寥，反而导致大批铺面关门歇业了事。眼看此次禁私行动就要彻底溃败，估计谭钧培自己也没能想到，在此绝境中助了他一臂之力的不是桃花坞的宝苏局，而是城外山塘河边的猪行河头。

  猪行河头，乾隆年以来苏州最大的生猪交易市场，最高峰时聚集了猪行二三十家。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苏州猪行公会毗陵会馆聚会议定，自此全城大小肉店出入概用足值制钱。两个月后，食品减价令发出，猪行成为了全城唯一以行业为单位响应的行当，肉价每斤从一百二十文减为一百文。猪行的一系列举措，对于这次禁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因主要在于其在日常商品流通过程中恰好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

  一方面，猪行沟通了农村与城市，同时也对整个餐饮业的定价拥有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猪肉每斤一百文，则生猪的批发交易额就将压在几贯到几十贯，或是说几两到几十两，又或者说是几块鹰洋到几十块鹰洋这样一个区间内。换言之，生猪批发交易正是一个制钱、银两与鹰洋流通的结合部，猪肉交易，其实就是制钱流通过程中最高频、最大额的几种交易之一。

  所以，猪行对于制钱的态度至关重要。诚然，这也是猪行如此坚决地加入私钱的战斗的原因：当时猪行能够收到的制钱不足三成，以其交易额之大，在各行业中受到私钱劣币造成的损失也为大。也许同光之间的那一批苏州屠户和猪贩们，当时认为自身仅仅保卫了自己的生意，但回过头来看，他们实际上保卫了大多数人的生活。

  光绪末年，宝苏局停铸，这家江南最大的钱局，清王朝在江南钱法的稳定器，比帝制与孔方兄都先行了一步。1915年2月，位于南京的江南造币厂铸造出了江南的第一枚袁世凯像背嘉禾银币，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称其为“袁大头”。自此，一个贵金属直接作为法币流通的时代再次到来。

  明清两代无数次试错与改革，构建起的银钱二元本位走向终结，其后符号货币的信用也进入了低谷，直至1949年之后，我们在极度缺乏贵金属的情况下重建了货币流通秩序。而中国货币重新通行四海的那一天，也将是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要一日。

  [3] 燕红忠.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稳步的增长与波动[J].清史研究,2008(03):24-43.

  [5] 邓绍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币制改革及失败原因[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2):102-110.

  [6] 孙春跃. 清代货币制度演变及演变中若干问题的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4.